入院十年，一开始就被教导“经天纬地，图画江山”，自始至终困惑于“规划师的理想与责任”。近一两年逐步明白，规划本身是一种界定产权的技术服务，规划方案最终是要落地的，最终落地的方案，一定是利益相关者某种妥协的结果。1、规划的实质是确权
规划的对象是土地使用权，规划的需求方是地方政府，规划的任务是确定土地使用权涉及的“边界、性质、规模”属性，最终的目的是协助地方政府卖地，这是由《城乡规划法》明确的，也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很好用管用有用的制度。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国有，无论地方政府是否依赖土地财政，都需要通过卖地来向社会提供土地这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。恰好，我国改开之际根子弱，资本原始积累极少，从香港学来了土地“招拍挂”制度，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社会生产活动，从而获得产出分成，推动城镇化、工业化快速发展，新城新区建设热火朝天，实现社会财富的爆炸式增长。正因为我国面对的局限条件是土地国有，大量涉及地役权的问题，在地方政府亲自制定土地规划的制度下，变得不再是问题，于是，新城新区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的“基建狂魔”应运而生。规划，干的事就是界定这块地范围在哪里、干什么用、容积率多大？然后，经相关程序法定化，地方政府即可搞“三通一平”把地从生搞熟，依规划把熟地卖给二级地产开发商建住宅或企业建厂房，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和企业税收获得分成，然后再去搞更多“三通一平”和卖更多的地，才会有现金流让地方社会经济整个大盘转起来。于是，规划的任务是为土地法定确权，规划编制经费是地方政府为消除“地役权”问题而付出的必要交易费用，通常来说，规划是新城新区建设和房地产发展的产物。此外，此处的规划专指城市总体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两类法定规划。其余的战略规划、专项规划，都是打辅助的，是衍生类的规划，其意义只是为了更好协调各方利益与事项，使得法定规划相对更加合理，而已。2、规划的技术是妥协
规划常常被戏称为“图上画画，墙上挂挂”，这不全是事实，但应该是部分事实。战略类规划搞的是城市愿景的“包装”，提供一种“貌似公平”的第三方意见，来支持某位时任领导的某种主张，人家本来就想这样干的，只是用了看似技术的话语体系，企图统一全市的思想，因为干的是包装的活，自然落不了地。专项类规划是法定规划的支撑性研究，只是研究，干了点小事，但因为没有法律效力，涉及到利益冲突的时候，自然没人重视。以我有限的认知，法定规划还是有用的，即使领导常换、规划常改，但本来关乎土地使用权的具体属性上，信息费用是巨大的，很难一开始就知道得全知道得深，规划常改那依然是必要的交易费用支出。领导也并不全是昏人，都要受限于政治层面的考核压力与隔壁县市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，乱来的，大概率会被淘汰。一个好的规划的落地，一定不是一个理想的技术方案的一意孤行，一定是通过各种协商，使得利益相关方，最终都能接受这个方案。在规划落地的过程中，一定有人会有某种妥协。顺带在此记录下我跟着部门领导，经历过的几个支撑性规划实例过程。2016年，重庆渝中区核心区的雷家坡立交方案前期工作已经基本落定，即将动工。我们院介入，从技术上论证应该重新选型，改大立交为“小立交+信号控制”，改了无数版PPT，层层汇报。终于，按我们推荐的方案执行，现在立交已经快建好了。2018年，重庆最大的高铁站“重庆东站”前期工作已经基本落定，我们院介入，从技术上论证应该重新选址。给时任主管市领导多次汇报，跑国铁集团，向市政府打的报告不知道改了多少次，还专门召开了院士论证会。最终，依然按原选址方案执行。2020年，成渝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，提出的“1号工程”成渝中线高铁，到底是进重庆最中心最重要的高铁站“重庆站”，还是进发展最好的两江新区的当前最大的站“重庆北站”，四川与重庆之间、市直部门之间争执不决。我们院介入，从技术上论证应该进“重庆站”，国铁集团、铁二院、四川方也都认了阶段性落图了。最终，依然按进“重庆北站”方案执行。其实也还有其它一些事例，有成的，有没成的。我理解，一是规划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表达，规划技术本身的作用是有限的，也很难界定什么是最好的方案，最好的也不一定落得了地。二是即使如此，作为规划技术单位，就应该做好技术支撑服务，协助规划主管部门去发声，下场博弈。不管最终决策结果如何，都接受。3、规划向何方
传统的为土地使用权确权的规划，已经江河日下，这已然是不争的事实、统一的共识。我持不乐观态度。脱离了“土地使用权确权”这一主体功能的规划，必然是没有市场需求的，没有需求的服务，终归会被市场所淘汰。规划设计院这些年有搞地产的，大把的钱进去了，浪费掉了。有搞EPC总包的，没有听到谁转型成功的，在公关上、技术上，凭什么一个规划设计单位可以比施工单位更强？有做BIM的，多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BIM只是种低级别的“包装”，还是高成本的“包装”，用户很难长期愿意付高价买这种产品，或者规划设计院很难长期以低价高成本去推广这种产品。未来，“资产经营”可以救规划设计院吗？不做规划了，转为去算账去入股优质公共物业，以我有限的知识，我认为不能。规划设计院凭什么就能比其它市场个体更能运营资产呐，而规划设计院的人员知识结构转换成本太高，所以，“资产经营”连逻辑上的可能性也不存在。大数据模型可以救规划设计院吗？我认为不能。且不说ChatGPT在我国中短期内很难看到起势的可能，就算成功运用到了规划设计行业，也不过是降低了供给的成本，但这本身并没有改变产能过剩的供给实质。于是，我总体还是认为，新城新区建设和房地产发展时代过去了，属于规划设计行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应该放弃幻想，接受现实。一个规划从业者，絮叨了这么久，其实不过是想借此，记录下我那三个参与过的、还算有点意思的规划实例而已。其余不在话下，哈哈。